顶点小说>都市现代>戎州往事>第60章 同学少年 煮豆燃萁

第十二章:同学少年

四、煮豆燃箕

他们这些中学生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想得简单,没多久就感觉到不简单。

在杨建国看来,“文革”舞台像万花筒一样。中央的头面人物们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又是反革命的了,今天是左派的,明天又成右派了。下面各级头头无非是跟着跑,上头倒一个,下头就倒一片。连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人、派别之间也是争权夺利的,你说我右了我说你左了,相互指责,却美其名曰“路线斗争”之类,跟老子全是胡扯。他心里说,路线的区别是有,但首先是要获得权力,没有了权力,啥路线都推行不了,而掌握了权力的人,路线就是正确的。正确与否,就看掌权与否,如此一来,“文革”的正确性究竟在哪里?

让李轼感到震惊的是另一件事。那是1966年10月揪“黑帮”时,一次李轼随学校红旗派去一个“黑帮”分子家,因为他还不是红卫兵,充当不了主角,只能跟在旁边摇旗呐喊。李轼注意到那是一个干部家属院,比起他们院子里居民的条件好多了,房子要好得多,住的面积也要宽得多。他们去晚了一步,“黑帮”分子已经被另一个组织的人揪走了,剩下一个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家和战战兢兢的家属,家属中子女的年龄比自己还小。李轼看得目瞪口呆,心里很不安逸,黑帮分子的家属应该是无辜的,何以跟着倒霉?这与自己因父亲问题而受到歧视有何两样?他们的子女家属该作何想?他想这些当权派该不该被打倒,可以另论,但牵连其家人,是过分了。这不仍然是封建社会株连九族那一套吗?跟自己认为不对的那些运动又有啥区别?

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是为啥?按上头的说法是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防止一些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说法让李轼觉得很悬,很绕,甚至是一头雾水。李轼接触到的人,他们参加“文革”运动的理由都很简单,基于两点:一是感到当官的官僚作风盛行,天天光讲政治,却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这种怨气较普遍且由来已久。二是领袖号召要打倒走资派,这不是好事吗?正好让这些走资派下台或者受点教训。但“文革”初期那种破坏性的破“四旧”及后来的打砸抢,让李轼感到厌恶,这种行为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有的。上头不是也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国家要是动荡了,最终倒霉的还是平头百姓。李轼顿时萌生退意,开始消极了。

1967年7月,江州等地武斗升级为热兵器对抗时,局势明显失控。学生们的感受差不多,这哪里还是“文化”大革命?简直成了武装斗争了。李轼和杨建国又不约而同地逍遥起来,杨建国去坐茶馆下棋,李轼去江边游泳。

若干年后,李轼和吴能摆龙门阵,提到当初那一段经历。说他去参加学校造反组织时,那组织的几个一线领导都跑到北京去了,留下几个二线领导在那里撑着门面,人员也就二十来人,上街游行宣传都扯不起场子。吴能很幽默地说:

“你这就是投机革命赶上时候了,他们急需要扩充人马,只要有人投靠,不分良莠,一律收编。我们那时都不敢要出身不好的,怕招致对手攻击。再者说,你运气不错,遇到的小环境还行,没有受到太大的为难。我晓得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夹起尾巴做人,你还公然去参加造反派。”

李轼一笑说:“当时我是没有多想。后来才晓得有些搞得‘左’的地方和单位,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手段也是很毒辣的。我才庆幸自己造化大,居然能混迹于革命队伍又全身而退。”

吴能被暗算后,表面上像有同学说的那样“被退了神光”,打蔫了。实际上像跟他交好的方二等人就明白,吴能是内心变了,从刚开始的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到不再相信文化大革命。因为吴能在私下对方二等同学说过,“文革”就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对老百姓而言,就是煮豆燃豆箕。我们这些学生不管是哪派都成了上层的工具,干了不少蠢事。

对吴能这些想法,李轼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不如吴能那样明白,“文革”时,吴能这些高三学生已经19或20岁了,算是成人了。而李轼他们这些初三学生只有16或17岁的年龄,很多事就只晓得一个表面情况,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是运动本身的混乱不堪,让他们明白过来,这种运动只能给社会带来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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