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归根结底还是通过在战场上打败另外一个或几个大国获得的。这句话，始终都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政治的内涵。
中**队在此次会战中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正确。针对日军贯用“钻隙战术”悬军深入、战决、后续力量极为薄弱、后方联络线过长等特点，“始终按照天炉战要领指导作战”。据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所记，天炉战的具体内容是：“挺进兵团”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警备兵团”“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止）敌军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诱击兵团”“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守备兵团”“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预备兵团”“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
这实质上是利用多层次工事，以运动防御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以坚强的阵地防御战阻敌于预设地域，尔后集中兵力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围歼敌人。它的中心思想与《论持久战》中一再指出的“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的精神是基本符合的。由于挺进兵团和尾击兵团的战斗不仅使日军的后方弹药、粮食以及医药等军需物资供应不上，使其在当地筹掠粮草的企图也因不能分散兵力而无法实施。据二战以后由日本防卫厅整理出版的日军战史记载，当日军被围于浏阳河以北、福临铺地区时，从1日至4日，日军有不少联队每个士兵仅有子弹1o至15，每个分队仅有手榴弹一两枚，不得不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中**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第九战区防守新墙河南和汨罗江南的第一、二线部队能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给予日军以一定程度的迟滞和损耗；守备长沙的部队能够坚守核心阵地，以不怕牺牲的顽强抗击，将日军主力抑留于预定决战地区四昼夜，争取了外线部队合围日军的必要时间，这也是此次会战获胜的重要原因。
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担任堵、截和侧击的部队都像第79军预先控制了东山及磨盘洲等浏阳河渡河点，并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桥，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仍无法渡河，新2o军通过积极主动的迂回进击，抢占日军渡江渡口的话，则被歼日军必将更多；如果担任追击的部队能事先考虑到追击路线，部署一定兵力，控制较多的渡河点，则可以迅渡河紧追敌后，不使日军轻易摆脱，也必能给予日军以更大打击。相反，如暂5师由岳麓山追击溃败之敌，渡湘江、浏阳河、捞刀河时，只有一个渡河点，且未能预先准备，以致行进迟滞，遭受敌机轰炸而受损害。
尽管在这场会战里，中国方面的指挥作战，有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遗憾，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上来讲，中**队在长沙城下取得这次胜利，都是在此前的抗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的大胜利。双方动员参展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抗战历史上很少有的。
这次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这支关内部队里唯一的战略机动作战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作为军主力的第三师团基本丧失战斗力，第六师团几乎被全歼，这让其他的日军部队深受震撼，许多官兵对于战争能否如日本所愿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怀疑动摇。
中**队为了此次会战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会战期间，第九战区位于敌后的各挺进纵队为了策应主战场上的部队作战，积极展开游击战，活动于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间广大地区，袭击日军后方勤务机关和破坏交通、通信，给日军行动造成困难。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日军第第第18中队的5o余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给中**队造成一定的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作战飞机数量尚少。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9架轰炸机，至长乐街轰炸，以切断日军退路，配合围歼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军第第2大队边战边退，击落日第2大队亦损失轰炸机2架，但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作为会战主力的陆军部队再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仅是新2o军，前后在长沙城下和汨罗江边的两次战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拼死作战，都使得新2o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会战结束的时候，总计人数将近4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