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应该要求美国人增加我国公派留美学生的数量，最好再能减免学费。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其价值绝对不低于一支完整的军队。拿一个例子来说，在去年的不列颠空战里，为英国空军的最后获胜挥了重要作用的雷达这种设备，如果由我国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束星北教授来主持研制，并且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话，我敢说，不用多久，他肯定能拿得出来。另外据我所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有人正在做青霉素，也就是盘尼西林的人工提纯试验。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对我国也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作为从后世回来的人，刘建业甚至人才对于国家展的重要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21世纪什么资源最重要？人才啊。战后的日本能够迅从废墟里完成重建，成为经济强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保住了大量的人才。而中国呢？为数不多的顶级人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里，命运多舛。
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并不是没有。束星北教授和他的至友王淦昌教授，就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可以和当时的世界科学大师比肩的人物。他是中国第一部雷达的制造者，但当抗战胜利后，他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又亲手将这部雷达拆毁。他是浙大的一个普通教授，但当日本的侵略逼近时，他曾当面质问最高统帅为何不抗日。他是与两弹元勋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但当他的挚友王淦昌与其他同仁研究的原子弹在大漠成功爆炸时，他却在水库工地上当抬土工。他曾近距离的接触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帮助下，作为他的助手在爱因斯坦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期间，束星北与王淦昌、苏步青等科学界的爱国人士，为祖国的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诸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两弹元勋”胡济民、程开甲等人，都曾受教于他。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赴美后次回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李政道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先生。而这时的束星北教授却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1978年，束星北教授复出以后，曾经单枪匹马，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的运行轨迹计算工作。
对于这样的一位始终坚持一个学者的人格，为了真理和尊严战斗不息的人，刘建业从内心里对他充满了尊敬。
而在后世的一个接受西南联大的电视片里，刘建业也的确看到过有介绍西南联大进行过成功的青霉素人工提纯试验。
“确实如此吗？要是真的话，那就要让军令部着手准备了。”最高统帅对新事物还是有一些兴趣的。
“最好再能给那些教授和学生们多一些补助。他们的生活很清苦。”陈部长也适时地提出意见。
“是的，这个意见很好。”最高统帅点头说到。
其实，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在最高统帅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论是待遇还是言论自由度，相对于后来的某些时期还是强得太多了。
“第三，学生在前线的作战经验来看，我军缺乏自动火力和近距离的步兵支援武器，以至于我军在和日军的进展里，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要求美国人提供自动武器，步兵枪榴弹和火焰pēn_shè器，以增强我军对日军作战时候的近战能力。同时，这些武器的仿制难度并不大，我们可以自行组织力量来仿制，以满足我军的需要。”刘建业继续说道。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可以让军令部和军政部一起讨论一下。”最高统帅说道。
“学生建议，我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合作诚意，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我们所截获的日军方面的情报，加强两方面的情报交流。他们美国人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我们的人力搜集情报能力比他们好，正好可以互为补充。”刘建业继续说。
“这件事情可以由雨农去办，他在行。”最高统帅说。
“学生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刘建业有一些不安的讲。
“尽管讲，说错了没有关系。”最高统帅笑容满面地说。
“学生最近一直在想，在近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起局部的战役级别的反攻。”刘建业大着胆子说道。
“反攻？仲良，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了，不能乱说的。”陈部长率先说道。
最高统帅倒是闭上了眼睛，看上去让人显得捉摸不透。
“先生，晚饭时间到了。”严组长站在门外，说道。
“都去吃饭，边吃边谈。”最高统帅睁开了眼睛，说道。
设在德安里官邸一楼的餐厅不大，一个长条桌子放在餐厅中间，长条餐桌分左中右三个部分。最高统帅坐在餐桌正中央，左手方向是第一处陈主任、第二处的张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