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
“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
“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
“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