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末代表江南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政治团体，由于江南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团体多少带着一些资本主义的性质。然后问题来了，为啥“别人家的资本主义”各种富国强兵，“自己家的资本主义”却祸国殃民被各种吊打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幸存者偏差。
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事情，在十二世纪之后的欧洲、中东、东亚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多次出现过，但其中大多数都变成了各种作死、国家败亡了，例如商人控制下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争夺贸易霸权，坑死了拜占庭帝国，结果当奥斯曼帝国全面垄断贸易的时候，他们也“活活饿死”了。至于后人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荷兰、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其实恰恰是大片死尸与枯骨之上的“幸运儿”。
之所以说他们幸运，是因为他们早早地与武装力量结合。例如后世作为发达国家的荷兰在十六世纪时其实是一片泛着鱼腥味的贫苦之地，西班牙人的横征暴敛更是逼着西属尼德兰从财主到农奴都绑上反叛的战车，至于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本身的武装力量或许渣了点，但有克伦威尔、拿破仑这样的超级强力军政强人加盟，长矛、铅弹与炮火开路，想不赢都不行啊。
明末东林党的嚣张与脆弱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控制了税收，他们控制了经济，他们控制了教育，他们控制了舆论，天启皇帝的暴死东林党有巨大的嫌疑，崇祯皇帝虽然搞了多次朝臣大清洗，却对真正的东林大佬无可奈何。但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如此牛逼的东林党恰恰是在削弱大明最后的一点硬实力，当李自成攻破顺天府大肆拷掠，继而清军入关的时候，这帮啥都想到了唯独轻视了绝对武力的江南大地主大商人代言人，没辙了……
东林党的级人物钱谦益，就是这种“没辙了”的典型代表，按照他之前鼓吹的“东林君子”道德标准，他显然应该殉国的，问题是他怕死，借口“水太凉”就是不肯跳(这个问题上名妓柳如是都比这位“党魁”更像个君子)，后来清军南下，剃发易服，钱谦益为了保命自然是剃了头，问题是他又不愿意承认是屈从于清廷才剃的，借口是“头皮痒”。
在“水太凉”、“头皮痒”之后，我们的钱大君子还是有些“悔悟”的，例如那个著名的楸枰三局就是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目的的战略方针——“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问题是他虽然提的出方针，却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来达到这一切，在旧时间线上他试图劝服已经降清的将领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在新时间线上，由于镇江侯毛雄辉的横空出世，事情……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钱大君子到底是钱大君子，水平比那些只会乱骂乱跳的小喽啰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他肯定不会直接骂毛贼妖女，而是一点一滴地渗透和控制，例如在现阶段他向镇江侯兜售魔改版“楸枰三局”计划，说能够协助他攻占应天府，与此同时让大批的门生进入到镇江侯的统治体系内，最终架空武宁郡主，废掉昊天教，恢复儒家……或者更明确的是恢复东林党控制政局的模式。
然而如此“完美”的计划，真正实行起来却颇有些难度。毛雄辉的核心集团相当的纯粹，直接向他“建议”不但很难劝服，反倒容易在博洛面前暴露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显然很怕死的钱大君子自然是从“外围”开始渗透，其中陈明遇、冯厚敦、张煌言这三人，恰恰是下手的最好对象。
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小养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弱化版的思想钢印。这就是为什么陈明遇、冯厚敦、张煌言明明看到毛雄辉路线蒸蒸日上，钱谦益路线一败涂地，但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后者的原因，倒是夏完淳这个后生由于年纪小，洗脑不彻底，到目前为止还坚定地站在毛雄辉一边。
以上就是毛雄辉、洛英所面临的“渗透”局势，虽然不见硝烟，但这毫无疑问是一处激烈争夺的战场，镇江侯和武宁郡主显然不希望他们的努力最终全成了东林党的嫁衣裳，更对那种满嘴仁义道德，骨子里全是男盗女娼的“君子”彻底无感。话说幸亏发现的早，否则如果陈明遇、冯厚敦、张煌言彻底跳反，甚至成了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势力，那可就难办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既然发现的早，就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借刀杀人是个很好的思路，而博洛的刀显然是够锋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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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雄辉、洛英为如何借博洛的手血洗江南东林党势力而费心劳神的时候，陈德正在郑成功的询问之下解释着自己的偷技术方略——三个倭寇是计划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
“镇江侯其人相当聪明，但到底是太过年轻了，走一步算一步他做得到，走一步算两步那是强人所难，三个倭寇去投奔他，如此显眼，他一定会以为这就是末将计谋的全部，而忽略了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