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我还是低估了腐化堕落前清军的战斗力，镇江一战虽然胜了，但这确实是非常惨痛的胜利。”这是毛雄辉在占领镇江后对洛英说的话，至于洛英本人，自然是忙着念经啊。
对生、死、繁衍的控制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洛英的“昊天教”也概莫能外。超度表面上是对死人的，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人究竟有没有灵魂，死后灵魂去哪里其实恰恰是最不重要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则是活着的人心理得到了慰藉，能以更高的热情去投入以后的建设与战斗。从这个角度看，洛英的这次“超度”毫无疑问的是成功的，当然这种成功，还要依靠对镇江府辖地内的大清算。
镇江作为新时间线上清军苦心经理的重镇，其“剃发令”和“圈地令”执行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而这恰恰为淄川军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这城内值钱的产业，城外肥沃的耕地，有非常大的部分都成了“赃物”。
既然是赃物，那自然是收归军用了，各种钱粮、金银等直接作为军费，至于“缴获”的土地，自然是一部分作为“公地”，另一部分分了。
阎应元在收缴“赃物”和分地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但是他也奇怪于“公地”的性质，按照他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思维方式，这“公地”也就挂个名，本质上就是毛总兵和武宁郡主的私有土地，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公地”的分布如此细碎、分散？这样如何管理？
阎应元以非常谨慎的措辞对毛雄辉提出了他的疑问，而他得到的答复居然是，“公地”并非他和武宁郡主的私有土地，而是“农业示范田”，这些区域以后是用来试验和推广新型的耕作、种植技术的，为了让更多的农民看到，见识到，当然不能集中在一处，而是要分散开来了。
阎应元听罢沉思了有那么一会儿，然后只说了一句“仁义！”虽然话语上非常简短，他的内心却如同惊涛骇浪，多少年……多少年了，他终于看到一个心怀天下，为了黎民苍生而战的将军了，而这样的人在一片血腥与混沌的乱世之灾中，那简直……简直是明灯一般的存在啊！
毛雄辉没心思去体会阎应元激昂的心情，而是专心于军队的补充问题。处决、追赃、分地显然是重要的，然而迫在眉睫的战争更为重要，博洛只是败了，又不是死了，他逃去了应天府，自然随时会准备卷土冲来，而更不用说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他需要兵，他需要更多的兵！虽然宣布分地后大批从阿哈尼堪转化为自耕农的百姓参军热情非常旺盛，但农民的分散性其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相比之下，城市的“手工业工人”是分布更集中的兵源，而且感谢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镇江府城内的手工业工人的数量并不算少。
毛雄辉安排了大约七天的“休整时间”，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是扬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