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末,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冶以后,我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冶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决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冶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冶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糊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冶,他是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冶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冶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冶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reads;。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冶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冶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冶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冶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冶早出晚归,没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xx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xx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浇(面多些,浇头少点),重浇轻面(浇头多,面少点),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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